時間與空間的節點：台灣政治文化運動的時空脈絡

皓茹湯
2020年11月23日
讀畢需時 6 分鐘

＊參考年代記：1760年工業革命開始
- 1853年培里黑船事件／1854年培里來台探勘
- 1858年天津條約開台灣（台南安平）淡水打狗雞籠等四個通商口岸
- 1869年戊辰戰爭結束（日本明治政府與新政府軍，戰勝舊幕府勢力的戰爭）
- 1895年中日馬關條約
- 1920年代中國、台灣新文化運動 （1930年代第一次鄉土文學論戰）
- 1970年代第二次鄉土文學論戰
- 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

1970年代，在反美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背景下，台灣發生了第二次鄉土文學論戰。

當年政治上反共親美一種路線走到底，對於境外勢力的介入，文學界開始有聲音以「擁抱鄉土、關懷現實」的形式，在作品與論述當中做出反動。

雖然在過去的現代文學史當中，會將這次鄉土文學論戰用「現代主義文學」與「鄉土文學、社會現實主義文學」的對立作為一個概略的解讀方向，但實際上這場論戰的尾聲，收結於國民黨政府對於「堅持反共文學立場」的一錘定音上。

在那個白色恐怖的年代，在最終鄉土派作家紛紛寒蟬噤聲前，創造出一個政治社會上思潮的重大轉折點。以這個本土主義崛起的事件為契機，而有了日後孕育台灣意識形成的培養基。

同樣是面對外在勢力的壓力，以1970年為基準，前後各約50年，各有一件重要的政治社會文化運動。一在台灣，另一，則在香港。

2019 香港反送中運動

香港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受到全球的矚目。這不僅是香港人的感受與人身安危問題，更是香港作為全世界經貿要衝，牽涉到各國利益均衡的重要事件。

美中貿易戰過去一年在香港這個支點上一起一落的帷幄平衡，直到2020年的今天，原以為即將告一段落，然則在突如其來的covid-19疫情大敵前，貿易戰亦如同「五大訴求」當中的雙普選（真普選）一樣遙遙無望。

原本香港人心懸一線，在美中翹翹板的兩端等待一個軟著陸，然而2020疫情在全球各地所激化的各種族群或國族對立、及跨入後一國兩制時代的各方緊張關係，致使香港問題與台灣議題幾近一體同步化，連同疫情防疫成果直接改變台灣的國際間能見度，也在某種意義上成為台灣多數民眾在對政治態度、或主體意識大幅改變的契機。

1920 台灣新文化運動

而1920年代開始的台灣，彷彿是預先集此大成的一個年代。和殖民宗主國之間存在著緊密又曖昧的外來勢力／本地關係，昨日台灣像今日香港，一朝納為大國的國民，卻不享有「民族自決」原則下應有的權益。

1920年距離1895年馬關條約台澎割讓日本已有四分之一個世紀，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興起的「民族自決」論述，在當時作為東西文化重要節點的台灣，也同步受到第一波浪潮洗禮。

結合從1900年代初期起，在日本長久醞釀的普選運動（「大正民主」思潮中最重要的政治運動之一，主張不以經濟階級等限制人民的投票權），若再加上中國1919年的五四運動，東西方數股思潮交織衝激下，往來台日之間的台灣本土知識份子，集結出不同於過往的台灣意識反動力量。這不同於此前的武裝抗日運動，是由極具社會地位的仕紳、知識份子、和留日學生等所串連的政治改革倡議運動。

站在更高的歷史規模重新審視林獻堂、蔣渭水等人戮力半世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與新文化運動，除了在其人身上看到當時盛極一時豐富薈萃的台灣本土文化、文學、社會與政治關懷等人文精神之外，若從比對當時周邊各國亦熱烈發展的政治文化上的創新嘗試，以看清此二運動在台灣及他國歷史上所扮演的一角時，便可以認知到在國與國、地域與地域間的關係之中，不論是林獻堂的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或蔣渭水從成立文化協會到組黨，這是歷史演進「必然」的一步路。

以此，如同1970年代鄉土文學論戰成為前後50年的基準點一般，1920年代的新文化運動，也成為在1870年代起明治維新、與1970年代台灣第二次鄉土文學論戰之間的另一個基準點。即前50年、後50年，同樣面對外在壓力，一在日本、一在台灣的重大轉折點。

1870 日本明治維新

明治維新雖然發生在日本本土，但是據稱，從蔣渭水在治警事件當時的〈入獄日記〉可知，幕末維新時期的日本史對蔣渭水本人影響甚大。據聞蔣渭水也曾自比為1920年代台灣版的幕末維新志士。

事實上，幕末時期的日本與日治初期的台灣，同樣是從相對不開放的環境中─日本鎖國時期至1854年美國海軍將領培里叩關為止、清領時期對台的禁渡臺令則直至1875年才解除─，在短時間內被強大外力所開放的小海島境地，不像中國或美洲等大陸型國家，或印度半島、中南半島等腹地深厚的國家，面對外在勢力衝擊時，內外還有一大段距離落差延遲時間，台灣與日本都是以相對高速的進度展開近現代化。

這種在台灣的同時多面向高速發展，也曾經被日本學者描述為是一種重層結構。

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政治革新運動

1920年代的新文化運動（或延伸至1930年代的台灣第一次鄉土文學論戰／台灣話文論戰）、與1970年代的第二次鄉土文學論戰（延伸至1979年美麗島事件），同樣時隔50年，雖然是從同一塊土地上長出來的活動，主要來源也同樣是面對境外勢力的壓力，但因為殖民政權交替的不連續性造成的歷史斷裂，使得這兩者之間的連結反而相對薄弱。

反之，從文學界的鄉土文學論戰延伸到政治運動戰場的美麗島事件，其後經歷了野百合、太陽花等台灣民主化運動的前線，在香港1997年回歸中國後，台港之間逐漸歷經文化的共通、經貿的往來與合作、共同的社會情勢壓力，造成情感上的共感。

這使得香港演變到反送中運動這一步時，台灣與香港的當代政治運動之間，已產生一段交相影響的連結關係。

另外，日本的明治維新與台灣1920年代的新文化運動亦同，在台灣學生大量負笈日本求學、日本各級學校的教師也大量來台授教的過程當中，台日之間在知識份子的階層，同樣一度歷經文化的共通化；而幕末日本的處境，也與台灣（甚或中國）相近，因此台灣與日本開放後的政治運動之間，同樣也發生交互影響的關係。這也是前述林獻堂的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及蔣渭水的成立文化協會與組黨，是為歷史演進「必然」的原由。

當然，後者的學生赴日留學、與幕末處境相似等處，對於清末民初的中國也是相同的。然而如前所述，大陸型國家存在內外的訊息傳遞落差，即使政體猛然劇烈改變，但整個國家民眾的政治態度與意識，並無法以同等的高速轉變。

也更由此可以說明，處於各種文化折衝地域的海島或沿岸區間，如日本、台灣、香港等，政治革新運動的一體化，牽一髮（一國）而動全身（鄰近區域諸國）。

文學的「台灣性」？

蔣渭水在1931年辭世。而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歷經種種分合，在1934年發布中止聲明書。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的1945年3月17日，日本眾議院通過〈眾議院議員選舉法中改正法律〉，賦予台灣與朝鮮住民參政權。台灣的議員當中，林獻堂也在「貴族院（戰後廢止、另成立參議院）」之列。

只是，同年夏天日本戰敗，最後這條法律在還沒有正式舉行選舉的狀態下，就不得不廢止了。彷彿一條不祥的預示，台灣的民主化之路，就像日後林獻堂避走他鄉再不得歸的命運一般，也就這樣走向更崎嶇顛簸的下一步。

1920年距今剛好一百年。回顧歷史，不論是林獻堂、蔣渭水追求的台灣議會或合法組黨權力，抑或是日本幕末維新志士、中國清末民初革命黨或立憲派所追求的新政體／新憲，若從現在的事後眼光看待，或均有不得其終之嘆（如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與當時政府一時之選窮盡所能完成的《大日本帝國憲法》，最終仍在戰後被《日本國憲法》所取代）。

但若從不同的年份切下縱剖線，依舊可說是已在各種可能性當中，取得其人其時的至高成就，並得以讓後人從一個更高的基礎往更高處向上提升。

若我們以節點的眼光來放眼未來，近年在台灣社會大眾逐漸轉變的對政治態度或主體意識，且台灣再度成為東西方數股政治勢力與迥異的主體主權思想衝激的熱點，在這樣宛如輪迴重臨的時空節點上，身在其中的我們會做出什麼樣的其人其時的舉措？若50年後重新檢視這一段歷史，又會在什麼地方發現什麼樣的關係性？帶給後人什麼樣向上提升的歷史遺產？

或許，這種探求在當代文學之中，也不啻是一種對文學的「台灣性」的探求。在漫長的時間之流的一個又一個的節點之間。